范晔自己说：“本未关史书，政恒觉其不可解耳。既造《后汉》，转得统绪。”[38]后人说他是“不得志，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”。又说他撰述中“至于屈伸荣辱之际，未尝不致意焉”[39]。这可能考虑到他身为庶子和宦途播迁的境遇，但范晔所谓“政恒觉其不可解”的话，似不必限于从个人境遇上去理解。范晔所提出的问题，还是在于从历史上去寻求关于现实政治中存在问题的答案。范晔撰《后汉书》时，至少有10种汉晋史家所著后汉史作为参考。范晔自称，他的《后汉书》虽“博赡”不及班固《汉书》，但“整理未必愧也”；而其“杂传论，皆有精意深旨”，“至于《循吏》以下及《六夷》诸序论，笔势纵放，实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减《过秦》篇。尝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”。可见，范晔虽是据众家后汉史撰《后汉书》，而他的撰述目标却是以“最有高名”的《汉书》为参照的。他对于材料的整理之功和对于史事的评论精深，是《后汉书》的两个特点。